Guest│陳錦誠

擅長藝術管理實務、創意與創新管理、藝術組織；受聘2009高雄世運開閉幕執行總策劃；2017臺北市大運開閉幕總顧問。

Host｜王榮文：

台灣文創的實踐者、遠流出版公司發行人，同時也是華山1914文創園區經營團隊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還記得今年夏天在觀眾席、電視機與電腦螢幕前，為中華隊吶喊加油的熱血沸騰嗎？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來自150個國家的12000位運動精英們齊聚一堂，亮眼的開幕式揭開十二天、22項緊湊的運動賽事，這一年，我們的選手回家比賽，奪得驚豔的好成績，當台灣向國際張開雙臂，也讓世界走進台北、認識台灣，在充滿在地特色的閉幕式後，留給台灣社會無窮的餘韻與滿滿的正能量。

從五個團隊中脫穎而出，以3.6億元的高額標金贏得開、閉幕式籌畫案的安益國際集團（Interplan Group），邀請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陳錦誠受聘擔當世大運安益總顧問，這一期與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榮文相聚華山會客室，暢談鎂光燈背後，辛苦的籌畫過程如何讓世界看見感動的力量。

王榮文（以下簡稱王）：

你過去曾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政大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吳靜吉、朱宗慶打擊樂團合作過，籌畫過國慶典禮，請分享一下你辦超大型活動的豐富經驗。

陳錦誠（以下簡稱陳）：

第一次參加大型活動的機會，是我在大學時候，三十歲出頭的林懷民籌畫人間劇場，在戶外演出，兩天共有六萬多人擠進青年公園看表演。

第二次是解嚴之後的國慶日。在戒嚴時期，國慶典禮是由國民黨市黨部舉辦，解嚴之後政黨要退出公家活動籌畫，那一年預算都來不及編列，文化建設委員會（現在文化部前身）請吳靜吉接任總策劃，我擔任舞台總監執行國慶日下午在總統府廣場的「民間遊藝」，一群藝文界的朋友們以志工身分，籌劃三個月，當天下午約90分鐘節目的壓軸節目是由還沒成立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導演了「惡龍搶婚」這個很成功的表演，總共動員一百多人去扛著巨龍遊街。後來有六年的機會參與國慶民間遊藝，也邀請許多藝術表演團體，由劇場走向戶外，接觸更多的社會大眾。

2009年我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專任，由總導演朱宗慶邀請，擔任高雄世運開閉幕的執行總策畫。

運動盛事與城市榮光連結

王：你是否可以比較一下2009年高雄世運與2017台北世大運，在預算、規模以及後續效益上，還有工作方法有什麼的不同？兩個城市的精彩之處在哪裡？

陳：台灣五十年來最大型的國際賽事，是2009年的高雄世界運動會。台北相較高雄有非常多舉辦其它大型活動的機會，所以當年高雄市民對於世運是十分期待的。

從籌備開始，也歷經人事和組織的調整變動，即使有這麼多糾結，台灣藝術精英仍快速集結，北藝大更是傾巢而出。當年朱宗慶與安益團隊找我，我原本不敢答應，時間與經驗都相當的不足，1.6億元的活動預算看起來很多，但和聽奧開閉幕5億以上、甚至北京奧運的40億元相比，是非常有限的。

在高雄市民的熱情和期待中，創作團隊對於城市認同的代表性題材很快形成共識。經驗與技術不足的部份，當年由安益德國總部指派2005年世運開幕式的導演、藝術總監和技術顧問，來陪我們完成籌備的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礎。相較於高雄，台北的氛圍顯得冷淡。高雄世運是由安益與台灣在地廠商競標，而這次台北世大運有小奧運之稱，層級規模更高，則開放國內外團隊組隊競標，競爭者分別有與英國、澳洲、日本奧運合作經驗的團隊參與，都是非常有實力的隊伍。

在不看好中突圍的台北世大運

我到現在仍然很難接受：「為什麼開幕式要搞這麼大啊？」跨界、跨類、跨國、跨處室協調，這是集所有衝突與矛盾的一晚的開幕大典，但2009和2017年的經驗再度證實，只要開幕式辦得成功，後續整體氛圍就會拉抬引動，整個賽事成功了一半。

2017年的外部氛圍有許多致命的不利因素，第一是酸民文化讓正能量出不來，「這大概是最被看衰的運動賽事了！」；大巨蛋變卦，從室內改到室外，天氣濕熱；所有運動員都要參與，必須增設七千個臨時座位；八月燥熱而且颱風多，民意代表追問：「雨備方案是什麼？」；正向期待的氣氛出不來，志工動員的狀況也充滿不確定性，要在大熱天動員兩千多位的演出者，耐熱耐雨耐操追求完美到位的精準演出，幾乎是挑戰不可能的任務。除此之外，最後衝刺階段又遇到颱風、大停電，以及許多沒有預期到的問題，一一湧現。而在兵荒馬亂之際，所有問題都要立刻解決。

『最重要的是「團隊的協作」，協作必須先有「本」，安益必須先找到創意小組，創意經過提案、修正、調整到定案執行，他們不可能只有一個人，而是一群人』

年輕一代在困境中展現韌性與創意

王：雖然2017年台北世大運不看好度這麼高，但開幕式這麼成功，帶來的反差感燃起市民的熱情。我們看到開幕式與閉幕式中科技與文化的結合，這些創意是怎麼形成的？

陳：最重要的是「團隊的協作」，協作必須先有「本」，安益必須先找到創意小組，創意經過提案、修正、調整到定案執行，他們不可能只有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每個人有不同的經驗與觀點，在創意架構形成之後，必需反覆的與技術和行政團隊互相支援、並驗證可行性。需要所以一群人共同完成一件困難的事，中間團隊成員走馬換將非常多次。

一開始我們也希望符合社會期待，請一位大咖來導演，「林懷民？請李安？找魏德聖如何？」，光是時間上，每個人都訂好未來兩年的重要工作，所以幾乎不可能。設計者的邀請也都經歷同樣的窘境。另外，有幾位參與創意規劃者，覺得做到某個階段，就交棒。最後三段文化節目「活力島嶼」、「匯聚台北」、「世界部落」，負責的三位導演分別是謝杰樺、廖若涵、林昆穎，三人平均年齡是三十五歲。謝杰樺原本是舞蹈統籌，最早加入團隊。廖若涵，她對大場面的空間調度很敏銳，執導的《阿拉伯之夜》對話少，但動作、速度和音效光影的掌握十分精準，我們特別向台南人劇團呂柏伸借將。林昆穎是負責聖火設計的豪華朗機工成員，擅長科技藝術以及跨界的整合與溝通，於最後十個月加入導演組。三人合體，有各自負責的主段落，也相互支援。

王：從得標到八月十九日開幕式共是一年八個月，大概討論到什麼時候浮現台灣如何生成的、台北的當下、看到未來世界的三部曲架構？

陳：這是一開始提案的架構，之後在這個架構下發展，到今年二月才算是比較確定。架構確定後進行分場、分段、秒本設計推演。相關設計的落實才能展開。

而其中兩段邀請流行樂界的歌手參與，經過漫長的折衝過程，A-Lin在四月左右敲定，王力宏六月最後確認，他們不是來參與一段演唱會，而是融入世大運開幕式表演節目的重要角色，A-Lin那段曾經設定演唱《追追追》，後來改成新創作的歌曲，音樂一改、動作編排都必需重新設計。

圖說：台北世大運執行委員會提供_演出照片

產官學攜手打造面向世界的大平台

王：長達一年的執行過程，安益如何與台北市文化局互動？很多人稱讚2017世大運的品牌做得很好，文化局是如何進行履約管理？雙方各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陳：許多行政資源的介面都需要政府提協助，例如我們需要哪些場館預約，就由市政府出面。文化局一方面行政協助。一方面也扮演履約管控的角色，驗收時間到了，擔任催促的角色，要我們繳交定案的腳本等等。市府執行委員會下設文化處由文化局同仁派任與安益團隊專案辦公室對接，雙方定期、或臨時的工作會議非常頻繁。一週多則三次以上。

文化處邀請有藝術、製作、行銷背景的專家、學者，依階段性進度把關。而市府跨局處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則有品牌小組。品牌小組，針對開閉幕儀式的創意內容，很客氣的提出看法。對主視覺設計、及相關的露出，提供了許多中肯的建議，極有效率的輔助執行團隊，多一層品管。

例如在開幕前，我們發現田徑比賽紅色主視覺已經掛上去了，但是這與開幕式的藍色主視覺衝突？也是品牌小組的果斷決定，撤換佈置，把許多細節一步一步修正到位。

衝突管理的經驗傳承

王：這次世大運凝聚愛國心，也成功宣傳台灣的亮點，經歷過這個盛會後，你認為產、官、學應該如何提供舞台給藝術家或是創意家？

『台灣不缺人才，只缺舞台。年輕人可能不那麼擅長行政協調，但他們有很棒的創意，創意和創新的差別就是執行力，台灣必須出現更多結構性的平台，大型活動的運作中，一定會出現許多衝突』

陳：台灣不缺人才，只缺舞台。年輕人缺少整合與行政協調歷練，但他們有很棒的創意及膽識，但遇到創新執行便面臨瓶頸。台灣必須出現更多輔助性的協作平台。特別是大型活動的運作中，一定會出現許多工作模組的衝突。世運與世大運任務型的團隊，多元團隊、多元介面，不同的經驗基礎，差異化的工作模組，要同心協力完成。非常不容易。產、官、學應結合提供更多讓創意可以被實踐的協作平台。這次有許多的「協作的策略」、「創新的選擇」、「衝突的化解」、「應變方案」、「跨代分工與溝」的寶貴經驗要沉澱下來，並且傳承，往後更能打造出具有開放性又面向世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