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流行音樂教父級人物張培仁,一路走來,始終站在時代的浪頭,毫無畏懼。他曾見證台灣音樂產業最輝煌的時期,叱吒兩岸唱片圈,將伍佰、陳綺貞、張震嶽、MC HotDog等人推上浪頭成為今日巨星;而後在產業迅速變遷之際華麗轉身,催生獨立音樂發布平台「StreetVoice」、大型音樂活動「簡單生活節」(Simple Life)、現場表演空間「Legacy」,持續扶植年輕音樂人,為產業搭建未來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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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張培仁
現為中子創新執行長。曾任滾石唱片集團策略長、魔岩唱片總經理,並為簡單生活節催生者,台灣文化產業重要推手。
Host|王榮文
遠流出版人、台灣文創的實踐者,同時也是華山1914文創園區經營團隊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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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文(以下簡稱王):我是王榮文,今天華山會客室來了我的老朋友張培仁。他在台灣文創界赫赫有名,也在華山1914文創產業園區和我們合作經營 Legacy Taipei。嚴格來說,他比我還早進到華山,因為他2006年就在華山舉辦「簡單生活節」。所以,我今天除了來向他請教外,也談談他一生的音樂經歷。
你經歷過滾石唱片最輝煌的1980時代,中間創立了魔岩唱片,走過唱片業那麼劇烈的變化,可不可以請你描述一下當時那個盛極一時的年代?
當無法抵擋的產業劇變來襲
張培仁(以下簡稱張):1970年代,是戒嚴時代,也是一個單純的時代。當時校園民歌蔚為風潮,代表歌手李雙澤在淡水說要「唱自己的歌」,這是讓青年開始透過創作發出自己聲音的開端。雖然初期仍是保守的,但在音樂裡頭已經可以聽見年輕人的思緒。
80年代初期經濟起飛,台灣流行音樂產業又有了變化。羅大佑的作品讓流行音樂不只侷限於年輕聽眾,而是和整個社會發生關係。音樂不再只是輕薄的玩意,而是有重量感的論述。後來隨著社會演進,開始出現更個性化的音樂,像是李宗盛、陳昇,這些創作在80年中期成為台灣流行音樂的基調。我常形容那是一個「金魚缸的時代」,大家都活在同一種思想、資訊源的影響之下,要創造有效的溝通方式、引領流行其實相對容易。至於當時裡頭的魚到底幸不幸福?我不是莊子,也不是惠子,我沒有答案。
1987年解嚴,魚缸的裂痕慢慢出現,來自全球的資訊進入生活,文化的標準開始動搖。1994 年,台灣最賣的唱片是Mariah Carey跟Whitney Houston,西方娛樂工業的浪潮襲來、國際公司陸續進駐,這趨勢根本無法抵擋;一直到了1998年,《鐵達尼號》電影原聲帶一口氣賣了一百八十多萬張,寫下紀錄。在這時候,MP3也開始普及,加劇了環境的變化,唱片業也就在此刻,從最繁榮的時期走向關鍵的轉折。
王:這是唱片業在大時代架構下的變遷,那你個人在其間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張:我當時在滾石做企劃。企劃不是純粹的包裝而已,他不是物理工作,而是一種思考。詹宏志先生那時寫了《趨勢索隱》解析趨勢及消費者的心理轉變,其中的思路對我影響很大。
在那個唱片業受到挑戰的轉折點,大家當然還是一心想讓台灣音樂走上國際,可是實際上,我們需要更大的母市場支持,未必是財富的匯聚,而是經驗及工業能力的積累。這個過程可能極度困難、極度漫長,但我們需要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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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喜歡什麼、想要什麼?怎麼活得快樂?不要等到老的時候才為年輕時沒做的事情後悔。
年輕的時候,就該把力量宣洩出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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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能有些人想法不一樣,但我覺得沒有辦法,在文化與語言的先天條件下,台灣最大的海外市場必然是中國大陸。我那時決定到北京,做了音樂品牌「中國火」,希望有機會設定流行音樂的口味走向,讓流行音樂未來不會走到一般流行工業的思路,而能更開闊一點。我想這對於華語流行音樂的創作者會是件重要的事。
那時候大陸的市場環境還是一張白紙,有原創的力量尚未真正出現,也還沒有形成穩定的市場。但當時大陸已經開放,年輕人開始有很多理由要把一些心裡的東西噴出來,每個人肚子裡都有滾燙的火,對自己也好,對民族、社會也好。因此,後來出現的搖滾樂風潮,就是各種情緒糾葛長期積累之下爆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過去的年輕人很悲慘,從科舉到聯考,其實都是功利取向。可是,你到底喜歡什麼、想要什麼?怎麼活得快樂?不要等到老的時候才為年輕時沒做的事情後悔。年輕的時候,就該把力量宣洩出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做好該做的事 自然能吸引同質群眾
王:你在1994、1995年回到台灣,做了台灣的魔岩唱片,把伍佰、楊乃文、張震嶽、MC HotDog這些可以表達自我的明星推向巔峰,看起來非常順利。那後來,為什麼又選擇離開唱片業?
張:1995年以前,台灣音樂的主流一向都是抒情和偶像;但在我回來那個時間,台灣已經邁入後解嚴時期,需要更有個性地表達自己。那是無法閃避的心理需求,反射在音樂內容上,就變成跟以前不大一樣性格的主流。
其實,市場在文化內容的領域裡就是社會,就是大多數人的心理狀態。我剛好對社會需求的理解和反應的速度稍微快一點,所以知道市井小民在北京還沒有搖滾樂的年代為何感觸、有個性的聽眾在台灣以偶像為主流的年代為何很難滿足。這也就是我後來離開的原因。因為已經預料到將來會有的變化,知道很多模式將被解構,資源縮減的年代即將來臨,很多人才將會難以發展,需要一種新的方式去協助人才發展。而且除了音樂,我覺得自己還需要很多不一樣的思考和學習,於是決定離開。
王:所以那時候是想創業嗎?要成立「中子」嗎?為什麼會創造出這樣的公司,這裡頭有音樂、又好像不全是音樂,那個時候有這種文化創意產業或生活型態產業的氛圍嗎?
張:我一輩子從來沒想過要創業。只是當時確實體會到,媒體分散了,傳播方式改變了,也就是現在文化產業非常明確的現象——圈層化、分眾化。我想著,在資訊如此繁亂的年代,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本或渠道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那不如在某個地方把事情做好,音樂、live 演出、網站都好,同質性的群眾自然會走過來;如果他沒有走過來,那就繼續努力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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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如在某個地方把事情做好,音樂、live 演出、網站都好,同質性的群眾自然會走過來;
如果他沒有走過來,那就繼續努力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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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treetVoice街聲這個網站就是一切的原點。獨立音樂文化往往從最微小的地方開端的,從生活裡面一點一滴累積向前。一方面,我們需要這樣的平台,讓這些音樂足以留下來;另一方面,這些音樂很難瞬間取悅大眾,但在這裡,可以群聚一堆有心的聽眾,這些獨立音樂人就有基礎持續積累。現在站上大概三萬多組創作人,一直以來大概也就四萬,留下來的很多,它已經成了許多獨立音樂人最初的陣地。
建構生態系 連結文化、創業與產業
王:從街聲長成的人,自己冒出來之後,是有意識地再透過「簡單生活節」(Simple Life)這樣的平台來幫助他們?
張: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解讀,我有一個自己的說法,就是三件事:文化、創意、產業。聽起來很呆,但我覺得自己的解讀很有道理。文化講的是生活方式,這個地方的人怎麼活、怎麼想;創意是創作人在生活中汲取養分或者發現欠缺而形成作品的歷程;產業則是讓這些作品得以傳播銷售的專業模式。當文化、創意積累到一定程度,最後才可能進入產業的發展。的確在那個時候,我考慮到如果原創要發展成產業,必須要有個生態系統,因此才有了街聲,有了Simple Life,有了Legacy,還有了好丘。這背後就像是Simple Life一直以來的品牌信念「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
會有Legacy也是同樣的想法。當時在溫羅汀一帶已經有The Wall、河岸留言、女巫店,都是很傑出的live house。而Legacy落腳華山,就是希望可以把一些主流的音樂人也拉進來,除了滿足主流歌手對於小型live與觀眾緊密連結的的需求,也讓觀看live演出的群眾市場擴大,進而帶動新團的發展。再來是好丘,它就是美好生活方式的具體展現。所以我們有市集,有音樂舞台。大體來說,還是回到生態系的概念,一切終究得回到生活本身。我希望在生活中能夠充滿無數讓音樂人和喜歡音樂的人可以相遇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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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化、創意積累到一定程度,最後才可能進入產業的發展。的確在那個時候,我考慮到如果原創要發展成產業,必須要有個生態系統,因此才有了街聲,有了Simple Life,有了Legacy,還有了好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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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回到經營層面,作為這個生態系統的CEO,你要把這個系統帶到哪裡去?
張:我希望把台灣的創作者帶去更多的地方。儘管華語流行音樂很難讓完全不同語系的人理解,但當它和生活方式結合的時候,就有可能呈現出另一種魅力,讓音樂人有更多機會。另外,過去我想的都是基礎建設,但做到一個階段之後,我思考的更多是,有沒有方法能夠加速讓消費者買單創作者內容的過程?這是大方向,但具體來說很複雜。
王:今天謝謝一生熱愛音樂、熱愛青年文化的張培仁來這邊陪我「倚老賣老」,非常高興你來跟我聊天。
張:沒有,我是永遠的十八歲,沒有長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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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仁
出生於1962年,現為中子創新執行長。曾任滾石唱片集團策略長、魔岩唱片總經理,
並為台客搖滾嘉年華、簡單生活節(Simple Life)催生者,現經營有獨立音樂平台「StreetVoice街聲」、
live house「Legacy」,並開設「好丘」生活空間,為台灣文化產業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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